新華社日本名古屋9月26日電（記者李博聞 林德韌 曹奕博）名古屋的這個秋天，對于中國籃球而言是苦澀的。男女籃相繼無緣決賽，三人男女籃也均止步八強，中國籃球交出了亞運會歷史最差成績單。

猶記得八年前在雅加達，時任中國籃協主席姚明在球場中央盤腿而坐，張開雙臂，身后是亞運會四個籃球項目全部奪金的中國隊。

八年后的名古屋，我們卻不得不直面一個殘酷的現實：中國籃球壟斷亞洲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

中國男籃在名古屋亞運會的兩場失利，最具警示意味。半決賽面對缺少多名主力、以年輕球員為班底的日本隊，中國隊以77:97告負，20分的分差創下球隊亞運會歷史比分最懸殊輸球紀錄。銅牌戰又以70:79遭伊朗隊逆轉，無緣領獎臺。半決賽中，中國隊投籃命中率僅38%，比對手低11個百分點；三分球25投7中，日本隊30投12中，僅此一項便相差15分；籃板球以41:47落后，被對手搶下18個前場籃板，運動戰得分以63:92落后29分。

“我們不管在個人防守、整體防守上，包括籃板球上，確實全輸給對方。”主教練郭士強賽后坦言。隊員崔永熙把籃板球失控稱為“這場比賽最大的傷害”。

然而，這并非一場嚴格意義上的冷門。

今年舉行的2027年男籃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第一階段，中國隊兩負韓國隊，7月又在主場以73:92、19分之差不敵日本隊，六場預選賽3勝3負，晉級形勢一度極為被動。

再往前追溯，2019年、2023年兩屆世界杯均未能小組出線，中國男籃連續缺席東京、巴黎兩屆奧運會，自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以來從未中斷的參賽紀錄戛然而止。16次亞洲杯（含前身亞錦賽）冠軍、8次亞運會冠軍的輝煌名冊上，中國男籃最后一個大賽冠軍頭銜，仍然停留在2018年。

更值得深思的，是我們對手的變化。

日本籃球的崛起有跡可循。日本足球改革功勛川淵三郎，在成功重塑日本足球體系后，將成熟的改革理念、人才培養模式完整復制到籃球領域。同時，日本籃球堅持全方位接軌世界籃壇，主動學習先進理念，亞運會男隊主教練吉本泰輔長期深耕NBA賽場，擁有頂級聯賽助教履歷，深諳現代籃球打法，為球隊注入了先進的技戰術思維。

近年來，日本男女籃雙雙闖入巴黎奧運會，女籃還拿到了東京奧運會銀牌。今年2月，88歲的川淵三郎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直言，振興三大球，“最主要還是要依靠各個職業俱樂部擴大自身基礎，讓草根階層真正喜歡體育、參加體育，這可能是中國比較欠缺的地方”。他同時指出，過早遴選精英苗子、缺少通過賽事層層篩選的機制，“是不行的”。

女籃的失利，與男籃如出一轍。半決賽對陣韓國隊，衛冕冠軍中國隊全場三分球13投0中，出現18次失誤。身高2米23的張子宇11投10中，拿下22分、7個籃板，正負值+8全隊最高。然而，當韓國隊堅決對內線實施夾擊、鋒線隨時收縮補位時，中國隊外線回應能力的短板被無限放大。

無法在三分線外懲罰對手，對手的防線便越收越小，張子宇和突破球員遭遇的協防越來越密。“球進得去、出不來，出來也慢。”主教練宮魯鳴的復盤，點出了與男籃相似的病灶：球權停滯、聯動不足、投射短板、應變遲緩。

就在半個月前，中國女籃在世界杯以29分之差負于法國隊，止步八強。隊伍正處在新老交替的陣痛期，后衛線人才青黃不接，張子宇等年輕球員的成長需要時間，但當“得內線者得天下”的傳統經驗，遇上“更快、更準、更聯動”的現代潮流，我們需要總結的遠不止是一場球、一項賽事的成敗得失，更重要的是校正我們對現代籃球的理解和認知。

與雅加達亞運會“四金盡攬”的戰績相比，在本屆名古屋亞運會上，除女籃獲銅牌外，中國籃球幾乎“四大皆空”。這不止是某一支隊伍、某一位教練、某一名球員的問題，它折射出中國籃球整體與世界潮流之間的落差。

差距首先在籃球理念上。本屆亞運會上，對手用高頻擋拆、強弱側轉移、內外聯動和全員投射反復撕扯中國隊防線，而我們的進攻屢屢陷入后衛長時間持球、鋒線原地站立、內線低位硬打的僵局。

曾代表亞美尼亞國家隊參賽、擁有籃球專項體育科學碩士學位的哈恰圖良，歸納出中國隊接球后猶豫、無球跑動不足、不合理的“少打多”、運球過多決策偏慢、過度依賴個人突破、靠整體創造三分空位不夠、退防過深、“多傳一手”意識欠缺等問題，這些看似技戰術的差距，根本上是籃球理念的系統性滯后。

崔永熙也有類似感受。他說：“首先從個人能力上要提升，每個人都要有進攻的能力、分球的能力、投籃的能力，基本上所有人都得是多面手……這需要一個非常長的時間。”

所有人都能熟練掌握運、傳、投這些基本技能，是世界強隊的標志。現代籃球早已告別單純依靠身高、對抗和個人天賦的模式，當內線球員被要求兼具護筐、投射、策應與傳球，我們從青少年選材開始片面強調身高優勢、偏重于籃下肉搏的內線球員培養路徑，到了國際賽場上就集中暴露出了戰術適配性的短板。

??差距也在于體系。當日本隊的教練從NBA錄像分析師走向國家隊帥位，當韓國隊球員自發組織英語學習小組、為留洋做準備，當亞洲對手陣容中擁有海外經歷的球員越來越多，我們培養運動員在相當程度上仍依賴長周期的封閉式集訓和少數精英的打磨，我們的教練員培養還主要停留在知名球員退役即上崗、“師父帶徒弟”的方式。

“這個夏天所有人都非常辛苦”，但辛苦未能轉化為勝勢，恰恰說明問題早已不是靠集訓時長或單純靠意志品質就能解決的。成年球員長期處于封閉集訓狀態，與國際賽事同職業聯賽深度交織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也壓縮了球員自我打磨、以賽代練的空間。

外界熱議的主教練能力問題需要引起重視和思考，但是青訓人才斷層、高水平對抗稀缺、選拔中的功利化傾向等沉疴，并不會因主教練更迭而自愈。從李楠、杜鋒到喬爾杰維奇、郭士強，教練團隊幾經更迭而頹勢未改，中國籃球的復興需要理念上的更新和系統性的變革。

名古屋的慘敗是又一記警鐘，也是催促籃球從業者行動的號角。

中國籃球與日韓等強隊的落差，表現在技術、體現在比分，根子卻在理念、在體系的“代差”。它并非只是橫亙在中國籃球面前，也是亞洲諸多球隊共同需要跨越的門檻。本屆亞運會四強之外，不少球隊在聯賽職業化、青訓梯隊建設和現代戰術理念上的差距同樣存在，有的甚至更為懸殊。內線傳統、聯賽規模和球迷基數依舊是我們的家底，但也不能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我寬慰。

現代籃球加速迭代，靠舊經驗已經難贏新比賽。名古屋這一課，值得中國籃球深刻記取。

（新華社）